赵昺与陈识时的越来越兴奋，确切的应该是亢奋，他想服其，倒不如是服自己。从蒙古饶性格起，又上升到了对社会和国家的层面。

他分析深陷自命不凡，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导致的蒙古人很容易被盲目的激情所驱使，计划去做一件大事，然而事前却很少会认真评估其风险和后果，他们认为这种评估是胆怯的表现。如果凑巧做成了，蒙古人会很骄傲和得意，认为下所有的事不过如此，个人英雄主义的虚荣会得到很大的满足。

可如果失败了，蒙古裙是很少像汉人一样诿过于他人，恶果便是蒙古人非常缺乏承认自身不足的勇气，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某种意义上很脆弱，如同坚硬而易碎的瓷器，脆性很大，失败后容易陷入自卑和自我怀疑，很容易一蹶不振，往往会自怨自艾下去，逐渐消沉。

另外由于蒙古人个个认为自己是不可一世的英雄，所以在蒙古人憨厚朴实外表的也导致缺乏协作和团结，妨碍着蒙古社会的统一和整合，此永远是蒙古文化中缺少的重要一环。在这种情况下，工于心计的异族统治者只要采用离间计，或者公开称赞或者封赏蒙古人中的一个部落，或者给予某个部落某种特殊的权利，就很容易在蒙古人中播撒下不和的种子，挑起蒙古人内部的争端，令其内斗，相互攻杀，从而达到弱化蒙古民族的目的。这也是在铁木真崛起前蒙古草原上的常态，只要女真人动点儿心眼，草原上就血流成河。

由此赵昺又引申到了‘人性和自由’的方面。从古希腊斯巴达克斯出“我渴望自由”开始起，认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值得我们骄傲，感激的成果都跟服从没什么关系，服从和盲从也许会在一些方面会对效率有正面影响，但更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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