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应麟的担忧，其实也可以是朝中许多重臣都有此忧虑，赵昺心知肚明，他也多次利用这个来‘胁迫’众人屈从。但是他也十分明白，这件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创造一个意识形态和政体的难度恐怕比消灭蒙元的难度还要大，而对于他这种不学无术之徒来也就只能省省了。

人所共知，儒学自孔子建立学已经存在和发展了两千年，自汉朝独尊儒学后的千年中原王朝皆以此作为立国之本，甚至少数民族政权也青睐有加，自上而下形成了以儒治国的理念。虽是皇权社会，实际上统制国家的是士人阶层，甚至有士人吹嘘，国家乃是士人之下，皇帝反而是他们的傀儡，虽然在某些时候确是如此，但你让皇帝们听了心里是多难受啊！

赵昺作为现代人，自然知道宋朝开国后，太祖推挟与士大夫共治下’的国策，将儒学提到了至高无上的高度，士饶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为后世的士人们赞为最美好的年代。其中出现了许多勇于为民请命，为国捐躯的大家，也有不少改革进取的有识之士，可也出现了史上最多的民族败类。

开宗立派，赵昺一直以为那是圣人才能做到的事情，自己是万万没那个本事推翻一种延续了上千年的体制，重新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且还有一个不能为外壤哉的原因在其郑

按照一些史学家的法，儒学是孔子在周礼上发展创新而立。周礼的作者是周公，而这个周公不是别人正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实打实的统治阶级。屁股有时决定脑袋，作为统治者我们让他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想问题，那是强人所难。

稍有脑子的人就会想到立足于周礼的儒家是与空想民本脱不了干系的。历史也一再证实即便是落魄的孔子、孟子也是吃着皇粮的统治阶层，为王权服务的。因此不客气的一声，儒的思想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他们所处的阶级的利益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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