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青海王慕容忠请求归朝或者举部内附的记录,政事堂记载可以一直追溯到垂拱四年。之所以是从这一年开始,是因为吐谷浑先王诺曷钵死于此年,慕容忠继为青海国王,正式前往安乐州统领其部。
换言之这家伙从一开始就拎不清、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抵触朝廷这一桩安排。从垂拱四年至今,各种形式的上奏便多达十数起之多。
这不仅仅只是李思训自己的感受,此前历任宰相对此也都有类似评语。
武周长寿年间,姚璹担任宰相,提议政事堂编写《时政记》,不仅仅记录施政事则,更将当时君臣讨论各自观点、看法都详细记录下来。一者封存史馆,用于修史。二者就是存留政事堂中,供继任宰相们了解前任的施政纲领与各自理据,以避免朝令夕改、人亡政息。
当然,能够担任宰相的各自都有一套见解方略,而且所面对的时势也未必相同,未必就真的萧规曹随、不敢逾越。但《时政记》的编写,对于一些朝情大事的还原度极高。
《时政记》中就记载了一次前代宰相针对慕容忠其人其事的评价,其中前宰相李昭德的发言记录就很具有代表性。
李昭德的看法是,自贞观年间开始,吐谷浑便久为藩篱之用,此前是用于防备吐蕃。但在吐蕃权臣禄东赞父子的攻略下,吐谷浑王室实在是软弱无能,几千里疆国拱手而让。
之后朝廷庇护吐谷浑,将之安置于安乐州,除了吐谷浑王室这一层国戚关系之外,也是废物利用。将吐谷浑安置在河曲之左,进可以再次用来攻略青海,退可以平衡河曲之间铁勒诸部与东突厥降户的势力对比。
铁勒诸部与东突厥本为世仇,此前朝廷将两方安置于河曲内外,就是为了让他们彼此制约。可是随着东突厥势力死灰复燃,躁闹于大漠南北,这种过于对立的局面不利于长久维持,分分钟都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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