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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炟本是个书生，工于书法以及儒家经典，称呼其为“书生皇帝”亦不为过。历来皆有人认为，书生即是软弱无能、极好意气用事之人，因而用之于国家，则必为国之祸患。登基成为九五之尊的刘炟，又会是如何一个皇帝呢？

历史证明，只要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所学，因循时势，书生也未必就会成为百无一用之人。刘炟在接下来的统治之中，对于各种关系的处理表现得尤其突出，充分显示出一代明君的卓然智慧。

前面提到，班超在西域真实显示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果决。亦见识到刘炟在对待班超之时的随机应变的能力。但是，在对匈奴及西域的政策以及在对内是否延续汉明帝在位之时所用政策上，汉朝百官重臣还经过一场不亚于任何战争的唇枪舌剑。

在对内统治问题上，以太傅赵熹、司空第五伦为代表。主张改变明帝时期的严刑峻法，力求仁政治民，这似乎暗自与汉章帝所遵循的儒家之法相应和。而以太尉牟融、司徒鲍昱为首的强硬派则认为，只有延续依法治国的英明抉择，才能保持汉朝天下有法可依，人们皆循规蹈矩，百姓安居乐业，世事升平欢喜。

而在对外政策上，汉明帝在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以后，就着手准备对匈奴作战。班超出使经营西域，汉军在与匈奴的作战中，也取得一些胜利，但国力消耗太过迅速。至今不过三年，却已经导致国家日渐衰弱、百姓苦不堪言。因此，以校书郎杨终为代表的朝中大臣，便开始直言相谏。他们普遍认为，世祖刘秀确立“止戈息武”的国家大计，国家才得以修身养息。然而明帝继位之后，对西域诸国动武，原因有四：一来国力日盛，二来边患四起，三者怀有雄霸之心，四者则是铁血政策之施行。然今日边关战事渐渐平息，时值天下大旱，百姓温饱堪虞。为今之计，当重新遵循世祖皇帝所立政策。司空第五伦亦同意杨终所谏言。皇帝刘炟亦感觉其道理所在，然而他并不能就此决断。因为他明白，只有广泛征求意见，才会求得最终最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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