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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科举制的公平流于表面，最重要的原因是追随宇文泰创业的鲜卑勋贵们，经过两三代人的积累与联姻，与关中豪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

杨坚篡国时，为了得到这一群体的支持，不得不对他们让步。

李渊趁杨广往江都避祸，自太原起兵，入关中，做出了与杨坚相同的选择。

自身积累，与短期内两次朝代更迭的机遇，才能造就关陇门阀日后的权势。

隋唐在设立科举制时，尤其是唐代统治者，面对关陇门阀，不可避免的需要做出一系列妥协。

高澄则全然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出身六镇的鲜卑勋贵们，还没有完成从武人群体到门阀士族的转变，而武将的升迁速度，在乱世之中，也远远高于文官群体。

排除高澄亲信这类特殊群体，文官需要在任期内凭政绩升迁，即使高澄为了迅速提拔人才，将六年的期限缩短，但也许等待三年。

而武将只需战场立功，就能迅速得到升迁，如段韶、斛律光之类自小习练骑射勋贵子弟，他们的第一选择依旧是从军。

通过征战获取功绩，从而快速提升，达到一定高度，真要厌倦了军旅，再去选择武官转文职，往中央担任清贵职位。

因此高澄创立科举制，所面对的阻力与隋唐相比，天差地别。

不可能指望被八镇勋贵排挤、打压的河北杨坚，能够逼迫低澄如隋唐特别做出小幅度的让步。

更何况，四品中正制延续到如今那个时代，早就是复两晋时的鼎盛。

许少没识之士经过两晋教训，也浑浊认识到它的弊端，并着手采用其它选官方式对其退行补充，例如后文提到的南梁七经考试。

高澄那么一个靠着门阀支持，捡漏下位的皇帝，能够废除那项看似符合门阀利益的选官制度，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时人对待四品中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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