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摘指’完朱熹，好像还不过瘾，接着道：“朱文公在被弹劾之后，他并没有进行坚决的驳斥，而是上书认罪，这其中有人是为了保存有用之身，得以完成其着作；也有人定有其事，否则为何认罪；还有人完全是污蔑之言，有不得已的苦衷才认罪。但吾以为不论真假，其一旦认罪便坐实其过，即让皇帝失去了庇护其的理由，丧失了实现理想的机会，也让门人子弟受到了牵连，实是不智之举。”

“唉，这也许就是命数！”王应麟能什么，只能叹口气道。

“陆象山也是这个毛病，吾对他们敢于直言上谏的勇气，亦是十分钦佩，但同样是不知为官之道。”赵昺又言道，“淳熙九年，其被授予国子正的实职。上任之初，登门拜访者甚多，其嫌频繁应酬，难有闲暇，便闭门拒客。此举看似清高，但是也将自己隔离，失去了宣传自己理念，结交朋友的机会，使自己陷于孤立。”

接着，赵昺又讲了陆九渊在京中任职的几件事。他即到太学讲课，首讲《春秋》六章，开宗明义地明他自己的华夷观点：华夏夷狄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贵而夷狄贱。中国可贵的是它礼义之邦的文化传统。夷狄之所以“贱”，是因为其不知礼义，而是靠野蛮的武力侵略，因此纵然“盛强”，而最终礼义却将无所措置，这正是“圣人之大忧”。

赵昺以为这番言论便不合时宜了，因为孝宗皇帝在隆兴北伐失败之后，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朝廷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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