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已然明白清议的根本，清楚清议对国家到底有没有帮助，就很难了，起码他持保留意见。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决定了以士大夫为代表知识分子集团有着致命的弱点，让他很难相信将毕生之力用在背诵四书五经上的这个群体，能提出什么有效的方法来解决治国大计。

当下的士人阶层论事，赵昺发现了一个极为有趣的事情，与现代的那些‘圣母’有着相同的方式。在对待政事、人物及大事件时，总是从道德角度出发，首先抢占道德制高点，而不注重量化标准，使其立于不败之地。无论你怎么，都难以跳出这个桎梏，因为你的反驳都会被视为挑战社会道德的基本准则。

放在当下，赵昺也并不觉奇怪，因为儒家学本来就是道德哲学。而太学生们呈上的奏疏，其实可以视为他们清议的结论，如果他将此放在朝会上与他们讨论，结果会跟在欧洲议会上辩论一样，议员们的讨论的主题都会变成痛斥对方是‘暴君’、‘反民主’、‘反自由’、‘种族歧视’等等之类的大话、虚话上去。

当然古代的清议与现代的民主风气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清议在于‘议’而不必管结果。所以在加强国防、改进民生和政治改革的意见，不仅会遇到来自清流们的强大阻力，接受他们的意见也是往往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导致无法落实。因此清议之风的结果就是成事寡、败事多。

赵昺当然不想，也不会让清流们干扰自己的决策和革新，但是放任不理，他们又频繁挑动朝野的舆论，给自己添堵。而他也清楚以自己那点儿学问，与其谈经论道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在这上面与他们争高低那就是找虐，自取其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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