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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对于“流放”刑罚的使用，有一种说法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到了南北朝的时候，统治者将“赦死从流”确定为量刑原则，流刑成为封建五刑之一。

隋唐时代，正式确立了以“徒流刑”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流刑居于第二位，处于死刑之下、徒刑之上的重刑地位，并一直沿用至清代。

清代早中期，官府将犯人流放到东北，主要是出于惩治罪犯、抗击沙俄入侵、维护统治这三个目的，属于强制进行的军事或政治性移民。

比如因文字狱流放到宁古塔吕留良家人，比如一柱楼诗案的鲁寿山、徐氏兄弟等人，这都属于政治犯；除此以外，还有大批的抢劫犯、诈骗犯、盗窃犯、以民告官（乾隆以前规定，以民告官赢了也要流放三千里）、革职罢免的官员及家属，乃至犯罪的太监和旗人。

宁古塔、三姓衙门、打牲乌拉、尚阳堡、奉天、黑龙江这些流放地点的设立，是根据不同的罪行来决定的。

比如尚阳堡（在辽宁开原县东四十里），顺治十四年清廷规定，凡私铸铜钱的，首犯和铸钱工匠处斩，从犯和知情人绞监候，而帮着卖钱的中间商、商户、小贩人等，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

再比如宁古塔，顺治十八年规定，所有涉及逆案的犯人发配宁古塔；到了康熙五年的时候，清廷规定所有贪赃的衙役被判流放的，发配宁古塔；康熙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增加所有逃跑三次被抓的家奴、盗窃三次以上、免死减罪一等、拐卖人口、下药拐卖人口的，以及同案知情犯，一律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

甚至连旗人诈骗谋害平民性命的，最后也会被判流放宁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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